DeepSeek是非共识、非主流、非中庸的典范，梁文锋恰似活着的哪吒，不是AI大模型的名门正派，却因强劲的技术实力和对中外AI大模型发展的巨大贡献而爆红，以非典型的姿态宣告：科技的生命力从不囿于预设的轨道，创新的本质往往在秩序的缝隙中迸发。这家源于在中国政策阳光普照之外快速生长的量化交易公司，竟在公众普遍认为的资本逐利有色眼镜下孕育出超越功利的技术理想主义。它用强化学习替代数据堆砌，以开源生态瓦解技术垄断股票线上配资平台，在中国备受算力管制的夹缝中开辟出算法精进的新大陆。这种自下而上的突围，是对创新范式的哲学重构——正如深海鱼类的器官能在高压中进化出独特功能，真正的突破往往诞生于生存压力与技术信仰的辩证博弈。当世界惊觉中国AI的崛起竟始于一家与国家级战略无关的民营企业时，这场非典型成功已然揭示：技术的星辰大海，永远属于那些既能深潜于现实引力，又敢于挣脱路径依赖的探索者。
AGI大潮背后是产业一连串边缘化科研的苟活和坚持
可能很少有人想到，如今引发全球科技大爆发的人工智能2.0革命，竟源于两个长期被主流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科学家们鄙视甚至反对的领域：神经网络和并行计算。这两个领域的科研项目几乎长期拿不到美国国家级科研基金，包括大学和科研院所的资金也申请不到。这两个长期被边缘化的细分领域，终于在2012年因为AlexNet这个同样几乎无人关注的边缘性项目的成功而融合到一起，才有了人工智能发展新浪潮的浩荡洪流。
2015年成立的非营利性组织OpenAI，经过几年艰苦的摸索，选择了一条边缘性的技术路线Transformer持续投入研发，而不是主流科技大厂和科研院所都选择的BERT和知识图谱技术路线。最终在2022年11月完成ChatGPT的突破性发布，才有了后续百模大战、LMM、DeepSeek、AGI和ASI这些轰轰烈烈的AI2.0革命。
DeepSeek国际影响力的爆红也点燃了网上部分网友对中国科创形势的乐观情绪，与这几年业界专家们对中国科创形势的普遍担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么，DS现象是否说明中国科创形势已发生重大改变，到底形势如何？
冰火两重天的中国科创形势
一方面，中国国际论文和专利数量都是世界第一，感觉形势大好。自2021年以来，中国国际论文数量连续三年居世界第一位，不过，论文数量虽多但重大发现、发明不多。近十年国际论文篇均被引次数的增长幅度，小于世界平均水平增长幅度。与世界篇均引用次数超过18次的13个国家相比，中国与这些国家差距较大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善，高被引论文与开创性、颠覆性成果重合度不高。与国际合作的国际论文数量占比持续下降。
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和国际PTC专利申请数量均为世界第一，但中国基础专利产出不足。改进型、应用型专利较多，缺乏首创概念和方法，不能催生新兴技术和未来技术，不能为下游技术带来衍生创新，因此无法形成独家使用权，赢利能力有限。国际一流大学的研发经费、论文产出有的不如中国的一流大学多，但其拥有的世界级科技成果和重大专利，却大大高于中国的一流大学。中国高质量专利数量处于世界第二梯队前列，但与第一方阵的美国、日本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另一方面，在世界研发10强企业中，中国只有一家企业进入，在20强中只有两家企业进入。移动互联网时期，中国科技独角兽数量比美国还多，而现在则大幅落后于美国。中国当前真正市场化的VC和PE股权投资基金数量，与移动互联网黄金时期相比下降了大约90%以上，如今只想锦上添花不想承担风险的PE风险投资基金排成长龙，敢于且能够以自己的专业判断雪中送炭进行风险投资的天使VC很少。
中国当下科创形势的六大挑战
挑战一：市场化多层次风险投资体系的极大削弱。
中国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2010年到2018年，也是中国多层次风险投资体系高速发展、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度被形容为全民PE，大量从房地产、股市、创业获得优良回报的人，将资金拿出来投入天使投资、VC基金、PE基金之中，形成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蓬勃科创形势。
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房地产行业和金融行业的大力度去杠杆、上市公司大股东大面积股权质押爆雷等一系列因素的交叉影响对资本市场产生了严重冲击，导致大部分繁荣期成立的VC、PE投资基金亏损或无法退出，后续基金募资难以为继，中国多层次风险投资体系进入低谷期。
此时，随着各地政府纾困基金的大规模进场，政府资金从纾困的二级市场逐步进入一级股权投资基金市场，逐渐成为中国VC和PE基金的主导性出资人，由于政府出资人对招商引资的刚性需求，中国的VC和PE投资基金也逐渐变形成为政府招商引资的辅助工具，专业GP管理人的专业性投资决策话语权因此不断被削弱。
各类政府引导基金和央国企基金，虽然表面上规模很大，但其追责机制导致其本质都是风险厌恶型基金，实际上做的都是低风险的后期投资和明股实债类投资，使得中国科技创新最需要的早中期风险投资严重缺位。
此外，原来主要整治金融控股集团的资本不得无序扩张政策，被泛化扩大误伤到了CVC企业风险投资领域，大部分中国互联网科技大厂的CVC部门大幅度收缩甚至直接砍掉，基于产业生态协同的CVC投资极大萎缩。而与此同时，美国的CVC基金正蓬勃发展，持续支撑了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发展。
另外，这些年中国基金业协会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过于严格地准入审查和运营监管股票线上配资平台，大大抑制和阻碍了民间风险投资的活力和正常经营，尤其是早期投资。这种把私募当公募严管的理念和做法，成了全行业的难言之隐，与国际先进经验和惯例相悖。
挑战二：新公司法改革与经济发展形势的部分错配。
中国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改动力度较大，初衷是为了优化企业治理、强化投资者保护、完善市场规则，但实际效果是抬高了创业门槛，在企业家和创业者群体中产生了较大担忧和顾虑，引发了全国较大规模的公司注销潮。
此类更加规范的法律改革是必要的，但如果在经济上升期和繁荣期推出则更为合适，因为经济的繁荣能够抵消企业的合规成本。根据全球经济和商业发展史可知，通常在经济下行期法律改革的方向往往是更为宽松而非更为严格。
挑战三：长期低迷的资本市场对科创形势产生了广泛的负面影响。
持续低迷的股市对科创形势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企业上市受阻、风险投资基金难以退出、融资难度加大、估值缩水、创新动力减弱、市场信心受挫、频繁且难以预测又透明度低的窗口指导式监管。
挑战四：变质的风险投资正批量把中国优秀创业者变成失信人。
中国的VC和PE风险投资基金与美国及国际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异，绝大部分已经变质为债权投资，变成了企业如果未能在指定时间内上市，创业者就必须偿还全部投资加利息甚至个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专业投资人们把本该自己承担的投资风险全部转嫁到了创业者身上，这是对国际风险投资惯例和精神的背离。
2018年以来的长期股市低迷加上三年疫情的叠加影响，已经把一大批通过层层筛选和竞争才获得投资的中国优秀创业者们，因宏观和中观的影响不能上市，变成了投资机构的诉讼对象，很多仍在正常甚至良好经营的企业被迫变卖或倒闭，创业人被迫成为“老赖”。
优秀的创业者和企业家是一个国家科技创新最宝贵的资源，否则再好的论文和科技发明也无法走向市场形成产业造福社会，国内扭曲变质不愿承担应承担风险的风险投资，正在持续批量地“坑埋”这个群体，对中国科创形势的负面影响巨大。
挑战五：创新主力军的民营企业难以获得与国有企业平等竞争的地位。
中国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国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但在融资、政府采购、土地与资源、市场准入、法治环境、政策倾斜等方面长期难以获得与国企平等的竞争地位。这进一步削弱了中国本可以在国际上取得的更大科创竞争优势。
挑战六：面临挑战的经济形势会全面加剧社会的保守氛围。
经济形势越不好，各方对创新的宽容度就越低，创新的意愿就越小，社会的保守氛围就会越浓厚，客户、企业、金融机构、合作伙伴、员工就会变得越不敢创新和冒险。
中国科创未来可期的五大因素
中国科创形势面临上述六大挑战的同时，也蕴含着历史性巨大发展机遇所具备的五大因素。
因素一：AI 2.0带来科创门槛的大幅下降和科创效率的大幅提升。
AI 2.0是人类智能飞跃的重大科技革命，是中国科创大发展的历史性机遇。高级阶段的AGI和ASI将彻底重构创新范式：它们能自主完成跨学科知识整合、实时模拟海量实验路径，并突破人类思维局限提出颠覆性方案，使个体或小团队无需依赖庞大资源即可实现尖端突破；同时，其自我迭代能力可将传统数年研发周期压缩至数月甚至数天，甚至触发“创新链式反应”，最终实现科技创新的指数级跨越。
因素二：做智能硬件，中国是全球最有优势的地方。
未来的科技创新是智能硬件的天下，而中国在全球智能硬件领域占据显著优势，得益于全产业链整合能力、规模化制造效率、技术迭代速度、庞大应用场景，以及政策与基建协同，形成从芯片设计到组件制造再到终端落地的闭环创新生态，使中国既能定义智能硬件性价比标准，又能引领行业技术范式。
因素三：充沛的政府产业基金能够帮助进入规模扩张期的科创企业快速做强做大。
政府产业基金体量庞大，普遍喜好已进入规模扩张期的企业，这是公共属性与市场逻辑的折中，既规避了早期项目的高风险，又通过规模化企业快速实现了经济与社会效益。只要科创企业能够度过早期的产品、技术、团队和商业模式验证，就能够借助政府投资基金快速实现规模扩张。不过，政府产业基金普遍较慢的决策效率、明股实债的操作惯例、众多非市场化的附加捆绑条件等都形成了一定的阻碍。
因素四：中国有充沛的基本功扎实的理工科人才支撑科创的发展。
中国的教育体系每年培养大量基本功扎实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经过系统化的数学、物理、工程训练，具备较强的理论功底，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坚实的人力支撑。从基础研究到技术研发，再到产业应用，他们活跃在各个层面，推动着前沿科技的突破与落地。这种深厚的人才储备，结合国家对科技创新的大力支持，为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重要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不过，也要注意到，我们的工科大学教育，专业知识陈旧、重知识不重能力、创新力较弱、与市场需求脱节较大等问题也急需改变。
因素五：政府对科创有较大的支持力度。
中国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显著，通过财政投入、税收优惠、金融扶持等多维度政策工具，为科技发展提供全方位保障。财政资金重点投向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同时综合运用减税降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措施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此外，政府还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完善融资担保体系以及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进一步降低创新成本，激发市场活力。这些举措不仅强化了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也加速了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有力支撑。
（作者系优实资本董事长、元宇宙与碳中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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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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